像中國這樣一個遼闊又擁有數千年歷史的國家，如何轉變成為現代國家的課題，長期以來一直令史學家與 學者著迷研究。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孔復禮，於一九九四年首度在巴黎法國學院發表此一簡潔有 力的研究論著，並於數年後付梓出書。對於錯綜複雜的中國歷史有興趣者，不妨從十八世紀末著手，史學 家咸認，中國是從那時開始轉變為現代國家。轉換的過程持續至毛澤東的共產黨政權佔領中國後，開始一 連串受到爭議的土地與農業改革為止。但首先，孔復禮帶領讀者回到一七九○年代，當時，中國的清朝發 生面臨對西方世界開放門戶的危機，亦即通稱的鴉片戰爭。該戰爭迫使中國的菁英份子開始思考立憲現代 化。

孔復禮認為，中國會成為現代國家，是因為內部為了生存的掙扎，而非受到西方觀念的影響。菁英份子推 動制憲程序，以達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國家。在此，立憲意味著對公眾的合法規範，而程序則代表了依 法行事。

一七九五年，時年八十四歲，已年老體衰的乾隆皇帝，決定讓位給十五子嘉慶，並將其統治時期定名為「 盛世」，因為當時中國的人口已倍增為三億人口。但是乾隆只是在名義上退位，實際仍訓政，並由大臣和 琛掌控大權。因此，嘉慶是在乾隆與和琛的控制下繼位。

孔復禮之所以視一七九○年代為危機，是因為在乾隆的統治之下，貿易興盛、人口增長，以及和外國進行 貿易帶來大筆的財富。但是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則大增，支付薪資的稅賦制度失敗。而和琛又自有一套賦 稅制度，且大權在握。當時人口雖然不斷增加，但土地卻不足，且有嚴重的水患發生。迫使貧苦農民向中 國西部邊境遷徙，而引發了種族之間的衝突。

而漢族菁英份子在推動國家現代化之際，得面對滿人乾隆的濫用權力。在本書中，菁英份子是受到儒家傳 統文化薰陶的文人學士，並在清朝的統治下接受政治培育。

孔復禮認為，相對於二十世紀的梁啟超，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可說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政治思想家 。他表示魏源的思想，對於「中國的現代史有重大的影響」，西方思想家將之視為「革新主義者」。魏源 豐富的著述，有助於學者瞭解鴉片戰爭發生以前的中國。而一八二○年代，因為中國的人口大增，對環境 造成傷害之外，而外國勢力對中國的干預，更產生不幸的影響。鴉片戰爭的結果，不僅使中國付出巨額賠 款，且導致清朝貨幣流通混亂與腐敗。

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以及兩年後訂定的北京條約，迫使中國向西方強權開放門戶，引進了英國與法國 勢力。當時菁英份子仍致力於制憲運動。而另一位受到西方史學家推崇的思想家馮桂芬（一八○九-七四） ，則是融合了西方的科技與中國的文化。孔復禮指出，「對魏源與馮桂芬而言，有更多的文人學士參與， 就可提升國家對抗西方的整體力量。」

當毛澤東在佔領中國之後，雖然宣佈「舊政權」結束，但實際上則繼承許多在共和時期已建立之革新事務 。在毛澤東的統治下，集體化農場成為首要之務，並在一九五二年完成土地改革。集體化農場引發了城市 糧食供應的問題，使得糧價上揚。孔復禮表示，針對「舊政權」時的歲入問題，毛澤東政權則改變順應新 的環境條件。由於工業迅速地發展，迫使毛政權不得不面對無法並存的糧食供應，與私人所有權問題。

開始於一七九○年代的制憲程序，在二十世紀已有所改觀，而中國也以一個統一的國家進入現代。

孔復禮指出，「團結一致，以及集中領導的現實要求，使得中國的制憲程序有特別的考量，」他並表示， 該程序是指「中國的用語，而非我們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