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之後，世界和中國都改變了很多，也包括中國與美國之間關係的改變。曾任職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部門情報官，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的蘇葆立表示，時間已癒合了當年屠殺支持民主學生的傷口，而當時恐怖的記憶，也已逐漸消逝。過去十四年來，北京與華盛頓的關係，則經歷了友好、戰略合作、對立、猜疑，和誤解。而身為首都的北京，也有所改變。曾經濺血的天安門廣場，如今則蓋滿了旅館和高樓大廈，許多外國公司在此一著名的廣場廣告其產品。北京也充分展現其經濟勢力，為二○○八年的夏季奧運做準備。蘇葆立就一九八九年六月以來所發生的事件、中國轉型成為經濟強權的過程，及中國領導人對國家制度進行改革，以迎合現實世界，均一一詳細說明並加以分析。而全球化以及中國得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都有巨大的影響。

自一九八九年以來，最重大的事件，應屬發生於一九九五年和一九九六年的台海危機，當時台灣正準備舉行一場民主的總統選舉。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北京宣佈，人民解放軍將在台灣海峽進行發射「地對地飛彈演習」，射程靠近基隆港和高雄港。蘇葆立指出，試射飛彈是個失算，因為在當時，飛彈被視為是北京恐嚇手法的一種「恐怖武器」。美國初步的反應是克制的，華盛頓只提出要注意後果的警告。然而，在中國發射飛彈後，台海情勢緊繃。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及其國家安全幕僚討論後，決定派遣獨立號和尼米茲號兩艘航空母艦，前往台灣海峽。此一部署是由當時擔任台灣國安會秘書長的丁懋時，與柯林頓的國家安全顧問，在紐約秘密會面溝通後決定的。但是柯林頓政府同時也提醒丁懋時，美國要與北京維持良好關係，台灣應與中國和平解決歧見。中國試射飛彈，並未嚇阻台灣的選舉，以及李登輝當選第一任民選總統。一切似乎回復平靜。華盛頓同時也感受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正是華府與北京之間關係最重要的議題。

而美國和中國在一九九七年與一九九八年間的發展，突顯出兩國關係的變化，其中，包括了華人社區對副總統高爾選舉陣營的政治獻金、智慧財產權問題，以及中國間諜與購買核武秘密等。隨後，有江澤民訪美與柯林頓舉行會談，以及天安門事件之後，柯林頓成為第一位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的美國總統。接著，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發生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貝爾格勒大使館事件，衝擊美、中兩國領導階層關係。

而一九九九年，也發生另一次台海危機，使得美中關係在貝爾格勒轟炸事件後再陷谷底。李登輝在一次接受媒體的訪談中，宣稱台海兩岸關係為「國與國關係，或至少是特殊國與國關係」，而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蘇葆立指出，李登輝的宣示，對於美中關係，以及台海兩岸關係的衝擊， 有如「精準的導彈」。

蘇葆立的結論是，「天安門事件後的美中關係，始終麻煩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