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令人印象深刻的經濟成長，頗受到學者們的矚目與觀察。在本書中，黃亞生分析了大量國外對中國的 直接投資，這也是中國經濟成長的原因之一。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國家。而投資中國的國家，除了包括西 方國家與亞洲鄰國外，其中也有來自香港、澳門與台灣的中小型企業。因而，在二○○一年加入世貿組織前，中國的經 濟已高度依賴外商直接投資。例如，在一九九五年，就有四百三十二家外資企業在中國經營象牙與玉器的雕刻，這乃是 中國數百年以來的傳統工業。之所以稱為國外直接投資，是因為容許外資經營部分國內產業。在美國的外資容許率為百分 之十，在中國則可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外資控制國內產業的問題，已引發民族主義的意識。但作者表示，所謂的民族主義 有兩種，一種為經濟的民族主義，國民反對外資分割大量的經濟大餅，另一種則為心理的民族主義，不論經濟的報酬為何 ，國民反對將國家資產的控制權交給外國人。

自一九七九年鄧小平開放改革以來，至二○○○年止，外資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已高達三千四百六十億美元 。總而言之，一九九○年代的外資直接投資分布於中國各個企業，而外商對台灣的投資，則大都集中於電子與家電產品， 因此許多研究指出，中國在國外直接投資方面的政策要較台灣來得寬鬆。

香港、澳門和台灣在一九七八到一九九九年間，曾有大筆資金流入中國，佔國外直接投資總額的百分之五十 三．九。為了將外資加以分類，黃亞生引述許多研究，提出了由上述三個國家的直接投資，是否可視為外資的疑問，因為 他們都是屬於中國人，且除了台灣之外，港澳在政治上也與大陸親近。

作者以北京自鄧小平開放改革以來二十年，外商對國內市場投資以及如何運用外資為主要研究。書中特別著 墨於國有企業接受政府對外資的分配情形。在中國進行改革與市場自由化期間，政府僅對效率不彰且是一大負擔的國有企 業所有權進行溫和的改造。然而，北京在一九九七年開始加速小型國企私有化之際，卻拒絕讓大規模的國企民營化。國有 企業雖以擁有可觀的資產、品牌與市場組織著名，卻是呈現獲利極低甚至虧損的狀態。它們已成為跨國公司的併購目標。

有數個主要因素形成外資湧入的有利環境，一是經濟的不健全，它阻礙了國內公司在正常情況下的競爭力， 增加了外資公司討價還價的籌碼。由於經濟不健全，國內公司僅能在個別區域內投資，然而，外商卻能隨意挑選大陸任何 地區投資，有較多機會選擇喜愛的投資地點。另一個因素是，在不健全的經濟下，對資金的需求比較大，相形之下，對外 商而言比較有利。

黃亞生指出，「當中國身處發展中國家之林卻能成功地吸引絕大多數的外資，並且脫穎而出成為世界出口強 國之一，她已做好準備去面對全球化經濟與商業的挑戰。」他表示有很多人擔心中國尚未準備好接受挑戰，因為中國雖被 迫做外在的改革，但是內部改革仍落後許多。部分人士相信，世界貿易組織將會帶動內部改革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