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爾．古德曼在本書開宗明義作了一個簡單的聲明。她表示，從西方的觀點觀之，中國在經過20年的經濟發展 後，其政治已有一些進步的說法「並不全然正確」。身為波士頓大學中國史教授，同時也是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東亞研究員的古 德曼，具有足夠的資格評論大陸人民要求政治權利但不一定能獲得的情況。但她指出，在個別中國人士冒著生命危險推動之下， 顯著的基層政治改革已經開始。她引用許多共產黨在鄉村與城市的競爭性選舉，進行政治改革的結果，做為正面的例子。由共產 黨所設立的委員會負責行政事務，地方媒體則負責揭發貪腐以及官員的包庇行為。向來被視為共產黨官方橡皮圖章的全國人民代 表大會，則變得較獨斷，不再通過所有國務院的提案。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建造三峽大壩，這是共產黨領導人的得意計畫。古德曼 稱，在1992年立法時，有30%的人大代表對該計畫投下反對票或者棄權。

古德曼表示，「因此在後毛澤東時代，有一群個人開始表現得像公民。」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曾服務於北京陸軍醫院的退休軍醫蔣彥永。當SARS(急性嚴重呼吸道症候群)傳染病於2003 年侵襲東亞時，中國衛生部與其他官員宣稱，該疫情已獲得控制。蔣彥永在2003年4月寫信給西方以及香港媒體，駁斥政府已控制 疫情散播的聲明。蔣彥永的努力，迫使北京當局承認嚴重錯誤，並導致宣布SARS已獲控制的衛生部長與北京市副市長遭到革職。 2004年2月，蔣彥永更進一步揭發他所任職之醫院，曾在1989年6月4日天安門民主鎮壓事件時，收容大量遭到軍隊屠殺或受傷之民 眾與學生。蔣彥永要求政府應稱呼這些受難者為愛國示威者而非反革命份子。蔣彥永在2004年6月1日遭到逮捕，但在國內與國際壓 力下，7週後他被釋放。古德曼指出，蔣彥永現仍遭到軟禁。

要求政治權力的運動始於1970年代，亦即所謂的民主牆。它是起源於北京的西單牆，在那兒聚集了許多年輕人， 其中許多曾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以及紅衛兵，他們將訴求形諸於文字張貼在牆上。該運動迅速蔓延至上海、廣州、武漢、杭州、 西安與青島，讓在文化大革命曾被毛澤東利用的年輕一代，有機會要求個人的和集體的政治權利。其中一個曾遭受文化大革命迫害 的是鄧小平，他准許設立民主牆，並因此成為中國的最高政治領導人。

另一基層政治活動的例子，則是天安門母親運動，這是由在1989年6月民主示威運動中喪生的家屬所成立，由同為 人民大學教授的丁子霖和她的先生蔣培坤所領導。該團體成為天安門事件後對共產黨活動的強烈批判者。團體中部份成員遭到拘禁、 威嚇與軟禁。但他們仍繼續強烈要求應有的政治權利，以明白天安門事件真相。

因支持民主牆以及天安門民主運動而遭到拘禁的政治犯，也在1990年代中期組成非正式的團體。他們獲得北京當局 的釋放，以增加中國取得2000年夏季奧運主辦權的機會。然而中國並未贏得2000年的競爭。其中一位政治犯是王丹，他是天安門示威 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在獲釋後，具狀控告北京公安局侵犯他的公民權。

古德曼提供大量公民要求政治權力的例子，意在揭穿中國以經濟發展為由壓制個人對爭取更多自由之渴望。她警告 ，當前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已再度鎮壓異議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對具有獨立思考或「公眾」看法的知識份子。她也指出，農民對北京不 平等的經濟改革抗議運動就首先遭到制止。

雖然這些運動要求更多個人自由，古德曼提醒：「儘管如此，事實上在中國的每一個人，並未受到制度或法律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