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於1981年前往中國求學，由於是第一批美國人前往當時仍與世界多數國家包括美國在內為敵的共產 國家，自認為十分幸運。中國與美國當時已建立外交關係，並在教育等多方面的合作開啟了新紀元。潘文在南京大學就讀 了三年，本書所包含的故事，是有關他與中國年輕人的交往及友誼，他們的生活及經歷和作者全然不同，部分內容相當地 悲痛。經過二十餘年，至今這些友誼仍十分堅實。2004年，潘文以華盛頓郵報特派員的身分回到中國，並得以和南京大學 的部分同學重聚。

這些故事之所以特別，是因為這些人背負著舊中國的沉重責任。他們敘說了中國最動盪、破壞性最強的 那段時期，也就是始於1966年，長達十年之文化大革命的故事。而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倖存者，則承受著身心的創傷，難 以完全平復。

潘文在書中記述其同學的故事時，亦不斷地敘說他在共產中國經歷過之生活。他早年在南京時忙著適應 惡劣的生活環境，他指出，「一開始在中國，學習如何在異鄉生存令我頭昏眼花。在我的想像中，在中國就好比是居住在 另一個星球。」

對於那些必須一輩子生活在中國的人，又是怎樣的情形呢？周連春(音譯)是潘文的同學之一。1966年文 化大革命時，正逢周連春的少年時期，他在江蘇省北部的一個鄉村參與了痛打一名老婦的行為。周連春當時年僅11歲，對 於能身為紅衛兵執行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任務，深感驕傲。毛澤東發起文化大革命以修正其在大躍進時所犯下的巨大錯誤 ，當時因為飢荒造成數以千萬計的人民死亡。1968年，13歲的周連春領導一群由13人組成的小團體，專門執行上級交付之 拷打與羞辱人們的任務。其中一名受害者「大媽」，把周連春視同親生兒子般撫養照顧。周連春強迫她在村民面前承認犯 下所謂資本主義者的錯誤。但在每次公開羞辱集會結束返家後，大媽依舊為他烹煮食物。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人民被迫 學習拷打及羞辱的計謀，造成兄弟姊妹對立，子女鬥爭爹娘。多年後，周連春在與潘文的對話中提及，文化大革命時對中 國的家庭、菁英份子及教師而言，彷彿成了煉獄，而當時的年輕人也別無選擇。周連春表示，如果說在中國曾有那麼多的 人受到折磨，那是因為有太多施虐的人。

周連春對潘文表示，「我只是按照指示去做，對於11歲的我來說，我喜歡做那事。」其他同學則是敘說 他們自身的經歷，在當學生時，受指示攻擊他們的教師。1966年，學生們受命前往江蘇省著名教育學者吳天石和李敬儀家 中。這對夫妻被遊街示眾鬥爭拷打兩日後死亡。他們是文革中第一批受難者。他們的兒子吳小青(音譯)，人稱老吳，是潘 文的同學之一。

本書亦詳述中國人民對於愛情、性及西方文化的看法，可能跟中國的傳統與社會行為模式不太一樣。在 潘文就讀南京大學期間，中國的年輕人能夠接觸到更多的西方思想觀念。1979年，鄧小平宣布，中國應該調整成為西方式 經濟，且變得富有並不可恥。後來在1989年6月爆發了天安門事件。當潘文以華盛頓郵報特派員的身分回到南京時，他看 到了刻骨銘心的改變。「南京的活力，甚至整個中國，都令我驚奇。」他在本書最後寫道，「那是令人驚嘆的、提心吊膽 的、吸引人的、可笑的、悲痛的且不可思議的，讓我對中國心生畏懼，但又自傲能夠親身目睹其改變。」